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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平:在乎诗歌之上

2019-08-06

杨献平:在乎诗歌之上

  在这样的诗歌环境之下谈论臧棣和他的诗歌,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当我们的主流或者说某一些话语权者对诗歌进行了某一种的形式和语言方式上的界定,甚至同气连枝的约束之后,我们会发现,这个现象已经与民间的通俗易懂好理解为标志和观点的等等正确的偏见构成了夹击之势。 诗歌自有其道,也可以随意说,按照各自的理解来进行界定,进而实践,谁也没有说诗歌应当怎么写,文无定法是一个显而易见且又留有巨大空间的说法。

但一个问题是,新诗至今,我们还应当那么直白甚至泛泛地托物言志风花雪月吗?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时代,个人内在的冲突与困境,现实甚至其蛛丝马迹对人的即时性的影响,具体人的命运于此间的种种迥然与别异,都使得我们的思维、思想乃至感受世界方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诗歌呢,也不可能再单一的方式去书写、呈现。 在中国的传统中,以不变应万变静水流深不争,故天下莫之能争之类的话,适合于处事,而诗歌乃至一切艺术创作的本质,乃是无日不趋新的。

一个作家诗人其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便是不断地变换姿势,用诗歌的这件武器,常常出人意料,给自己的创作持续的新鲜感,同时也要对诗歌本身进行有效的独我意义上的探索与实验。   关于这一点,臧棣的诗歌创作应当是当下最好的范例。

这个范例当中,指的不是他的诗歌创作本身,而是他对于诗歌的一种态度。 即在崇尚平庸与直白的诗歌之外,臧棣做的是诗歌之上的艺术创作。 我一直觉得,诗歌创作,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或者工程。

其一,便是如何磨炼并使得自己的语言及搭建的方式如何更诗,更具备诗的效能与编程。 其二,诗人之与诗歌的关系问题。 多数诗人在写诗,而极少数诗人在创造诗。 因此,诗歌写作的核心点在于创造,而不是写。

其三,处在诗歌之中还是诗歌之上,这其中,有巨大分野,处在诗歌之中的诗人当然可以写出好诗,也是诗歌创作当中应有的状态,而既能处于诗歌之中又能站在其上的诗人,应当是诗歌的引领者。   从一开始,我就反对平白如话的诗歌。

诗歌是神谕的结果,当神被人从圣坛上拉下来之后,诗歌的地位也随之降落。

取而代之的是小说的兴起,小说从帝王将相走到普罗大众之间,是时代和文明的进步。 如此而论,倘若我们的诗歌缺少了神性甚至寓言的性质,那么,诗歌写作的意义何在?难道仅仅是世俗经验的高级总结和个人情感的简单赋予?那么,诗歌写作的核心与制高点又在何处?论起平民性,以及庞杂、深刻、广阔、厚重,包罗万象与触及生民之灵魂,诗歌在很多方面是无法与小说相提并论的。 因此,当代多数诗人丢弃的,不是诗歌在肤浅年代的哗众取宠,却是诗歌的临渊自堕。   在此背景下,作为具有建筑灵魂宫殿一般品质的诗歌创作,需要的是一种独立的卓绝探索,需要的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诗歌冒险精神。

诗人臧棣成名甚久,一般被认为是学院派的代表。 但臧棣和他的诗歌写作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从他的诗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葳蕤的森林,也可以看到漫无边际的原野。

可以从他的诗句之间,窥知一个人的心灵及其学识、思想和情感在这个时代的无限漫漶与耸立。

这一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次性臧棣的三本书,即《尖锐的信任丛书》《沸腾协会》《情感教育入门》。 齐整而又迥异,令人顿生庄重与悠远之感,同时,也觉得了一种来自诗歌本体和深处的一种艺术的澎湃与涌动。

  唐人释皎然《记纂源海》中以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至难而状易,至丽而自然来论说诗的四至,我觉得是深得要义的。 博尔赫斯认为,在诗歌写作中,尽可能地把更多的比喻压榨为隐喻。

强调融两个或更多的意象为一体,以增强其引发联想的能力。 因此他说:如果我们都能了解所有的隐喻都是建立在两个不同事物的连接之上,如此一来,只要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几乎就可以创造出许许多多数也数不尽的隐喻。

应当说,臧棣的诗歌写作或许正是这样的。 诗歌写作,需要神一样的存在无所不能,也需要盲者一般化解纷繁而直达本义的能力。